反智与虚无：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
作者：潘永强
数十年来，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运动最引以为傲的地方，就是长期以来都体现出进步的面向，以及许多正面的价值，使不少人愿意投身参与，使这个运动拥有为人所尊敬的道德力量，以及精神的感召。在国家政治转型的时刻，它应该发挥更大意义，为各族群社会提供值得分享的价值。
然则，近期的发展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，这个运动的内部竟然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荒谬、怪诞情节，使这个运动的一些成员无法有尊严地站出来示众。当前华教运动最令人感到困扰的现象，就是它正面临着精神上的危机与困境。
今天我要谈的，就是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。我认为，当前华教运动失去了精神上的路标与指向，而陷进了思维上错乱和瘫痪的状态，以至于表现出诸多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荒唐言行。过去累积下来的精神资产，以及向来为人所信奉的内在价值，也有渐被掏空的迹象，以致某些言行和举止，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庄重和底线。对此，我们可以称之为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。
这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危机，极须进行治疗，言外之意就是，如果华教运动没有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精神治疗，或是拒绝接受“心灵辅导”，它是不容易重新痊愈或恢复正常。
本来，华教运动代表着我们社会上一股进步和正面的价值，而其精神本属可贵也值得珍惜，可是尔来的局面却使人惊讶的发现，这个运动却越来越走向反智与虚无，以至失去了过去拥有的从容、温厚和端庄，伤害了不少人的情感和信仰。
一个有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，它必定拥有某些令人感动和认同的价值理想，才有人愿意长期追随与参与。换言之，华教运动具备一些核心价值和组织的使命，才能召唤众人的加入。况且，早期人们参与这个运动，并非毫无风险，也甚少期待会有利益的回报，反而是一份道德责任与义务，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推动力。
如今，华教运动面临着的精神危机，显然是与核心价值的流失，以及组织使命的丧失大有关系。至于为何会陷入当下的精神危机，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，必须大家一起去探寻，此处只能做一些背景的发掘。
从五十年代以来，华教运动的本质乃是一种文化扺抗，目的是要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，塑造一个具有包容力的新兴国家，让各族群的文化和语言都不会受到歧视与排斥。林连玉先生就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刻，负起文化救亡的使命。这样的说法在年青一代听起来，可能觉得很遥远，但其时实际情况的确如此。
所以，华教运动作为一种抗争运动，是面向国家的压力，不屈抵抗。由于抗争的诉求集中在文化和语言，它就需要一股认同民族文化的热情和精神，没有这种文化情怀(例如英文源流者)是很难坚持抗争下去。因此，文化抗争的精神可以发挥激励的作用，也扮演着指路的角色，让参与的群众知道为何而战，为谁而战。
七十年代后，华教运动有了一次飞跃和转化，经过了一段低潮，又重新复兴起来，其中以霹雳独中复兴运动为代表。但这波的运动复兴，背后的深层因素却不只是文化，反而是政治经济压力的体现，反映了五一三事件和新经济政策之后，华人政治的不满与反叛。
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，也随着华社政经压力的变化，而有所扩大。一群华资中小企业主、人权律师、知识分子加入了华教队伍，在社阵没落后，也有左翼人士投身华教工作，运动的领袖和干部都有质量上的提升。这时华教运动还形成一个共识，就是不分左中右，团结起来面对国家霸权。
这股社会力把政经压力的抗议，投射在华教运动上，是比较早期的集体动员。如果有人把当时的华教运动看成有种族色彩的沙文主义行为，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忽略了政治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。这时期，华教运动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和丰富，就是文化抗争加上政治抗议，董教总几乎成为一个没有政党名字的政党，是华人政治思潮的发动机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文化抵抗上升为政治抗争，这个社会运动的高度和广度就进一步提高，抗争的目标就不再只停留在语言和教育的平等，而升华到民主人权和政治改革。
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，华教运动经历了一段精神亢奋和充实的高峰时期，目标清楚，战略清晰，精神饱满，而且人材辈出，不断有新进人员，满天都是星星。由于“敌人”的面貌很清楚，华教运动当然也知道抗争的动机与目标。
然而，也就在此时刻，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开始出现变化，过去巫统对文化和教育上的系统性歧视，开始舒缓，包括新纪元学院也获准成立，私立大专蓬勃发展。而在经济管理上，马哈迪则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模式，略有松绑的空间，满足了部分中产阶级的追求。一时之间，有些人误认为政经压力有了变化，开始作出乐观的判断，本来清晰一致的思想逐渐受到干扰。华教领导团队在这个时候也相继换班，自然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。种种因素，造成过去已有的共识开始松动，运动的抗争色彩逐渐消退。
通常，任何社会抗争都很难会长久持续下来，除非不断获得更新。如果运动诉求得到满足，运动当然就可以结束或是消失，要是斗争久攻不下，也会因衰竭而陷入低潮。最尴尬的是，如果长期既没有突破，内部成员又陷于纷争和路线分歧，就会触发团体内部的质变(而非变质)。
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华教运动内部就产生两种变化。一方面，它变得制度化和组织化，本来是草根和同道的肝胆相照，逐渐让位给专业和精英。另一方面，就是它的社会群众基础，也变得日益老化和退化，这两方面的变化同步出现，彼此就产生了拉扯和张力。同时，华教机构也越来越讲究辈分，令青壮力量有上升的瓶颈，结果运动的语言和论述也跟着没有更新与突破。
换句话说，当华教运动走过它的抗争性和批判性高峰期之后，外在环境在变化，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出现改变，华教内部也不知不觉的发生质变，它由过去充满进步色彩和道德价值的运动，逐渐走向保守化和封建化。这个过程是缓慢的、长期累积而成的，埋下了今天精神危机的种子，2008年的华教内战就是长期内外交困下的一次总体爆发。
一个运动长期走下来，自然会有瓶颈和矛盾，但如果有良好的领导能力，不是不可以调节的。问题是，当华教运动正需要处理如何转型和重新定位的时刻，此时的领导精英竟然是一群反智与虚无的分子，使华教运动原本面临挑战的核心价值，进一步空洞化，而原本备受信仰的精神，也日形萎缩，以至出现当前的精神危机，华教整体坠入一种不知为谁而战，不知为何而战的窘境。
当前的华教精神危机最令人惊讶的是，它赤裸裸地流露出反智、虚无与毫不成熟的一面。说它反智，是指在论争和角力过程中，不只暴露出缺乏理性和负责的风度，也对事实、常识和证据，一贯地采取践踏与漠视的姿态，更不具备说理和辩论的能力，以至处处流露出粗暴、任性和野蛮的非理性立场。
至于虚无的部分，就是做甚么都可以，没有甚么是不可以破坏和牺牲的，也没有甚么价值和精神是必须维护和坚守的。为达目的，只讲求策略与权谋，一切都无所谓，结果毫无底线和界限，没有甚么是比斗争胜利来得更加重要，任何曾经被视为崇高和珍贵价值，都可以粉碎和埋葬。虚无到极点，就是庸俗，以庸俗的眼光看世界，庸俗成了最大的罪恶。
作为一个有长期光荣历史的母语教育运动，华教阵营内部目前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，内部也处于保守和封建的状态，连带丧失过去曾经引以为傲的进步批判力和道德正当性。在这种反智和虚无的气氛包围下，今日的华教运动面临空前的精神崩溃危机，而各色各样的人等，又把社会上存在已久的精神创伤，一并带到这场风波中，使局面更加难以收拾。
社会运动需要精神领袖，但是如果领袖缺乏精神，那么麻烦的不只是领袖，而是整个运动。在这场惨烈的华教内战中，人们把一部分矛头指向叶XX，可是我们不能忽略，叶XX固然是问题，但他最多只是问题的一环，甚至是那个巨大问题的代名词而已。根本的原因，应该是近十余年来华教运动累积了许多精神忧郁，没有适当的治疗，最终演变至核心价值的流失，以及组织使命的涣散，才是今日华教运动的困境所在。
26-9-2009
作者：潘永强
数十年来，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运动最引以为傲的地方，就是长期以来都体现出进步的面向，以及许多正面的价值，使不少人愿意投身参与，使这个运动拥有为人所尊敬的道德力量，以及精神的感召。在国家政治转型的时刻，它应该发挥更大意义，为各族群社会提供值得分享的价值。
然则，近期的发展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，这个运动的内部竟然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荒谬、怪诞情节，使这个运动的一些成员无法有尊严地站出来示众。当前华教运动最令人感到困扰的现象，就是它正面临着精神上的危机与困境。
今天我要谈的，就是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。我认为，当前华教运动失去了精神上的路标与指向，而陷进了思维上错乱和瘫痪的状态，以至于表现出诸多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荒唐言行。过去累积下来的精神资产，以及向来为人所信奉的内在价值，也有渐被掏空的迹象，以致某些言行和举止，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庄重和底线。对此，我们可以称之为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。
这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危机，极须进行治疗，言外之意就是，如果华教运动没有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精神治疗，或是拒绝接受“心灵辅导”，它是不容易重新痊愈或恢复正常。
本来，华教运动代表着我们社会上一股进步和正面的价值，而其精神本属可贵也值得珍惜，可是尔来的局面却使人惊讶的发现，这个运动却越来越走向反智与虚无，以至失去了过去拥有的从容、温厚和端庄，伤害了不少人的情感和信仰。
一个有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，它必定拥有某些令人感动和认同的价值理想，才有人愿意长期追随与参与。换言之，华教运动具备一些核心价值和组织的使命，才能召唤众人的加入。况且，早期人们参与这个运动，并非毫无风险，也甚少期待会有利益的回报，反而是一份道德责任与义务，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推动力。
如今，华教运动面临着的精神危机，显然是与核心价值的流失，以及组织使命的丧失大有关系。至于为何会陷入当下的精神危机，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，必须大家一起去探寻，此处只能做一些背景的发掘。
从五十年代以来，华教运动的本质乃是一种文化扺抗，目的是要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，塑造一个具有包容力的新兴国家，让各族群的文化和语言都不会受到歧视与排斥。林连玉先生就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刻，负起文化救亡的使命。这样的说法在年青一代听起来，可能觉得很遥远，但其时实际情况的确如此。
所以，华教运动作为一种抗争运动，是面向国家的压力，不屈抵抗。由于抗争的诉求集中在文化和语言，它就需要一股认同民族文化的热情和精神，没有这种文化情怀(例如英文源流者)是很难坚持抗争下去。因此，文化抗争的精神可以发挥激励的作用，也扮演着指路的角色，让参与的群众知道为何而战，为谁而战。
七十年代后，华教运动有了一次飞跃和转化，经过了一段低潮，又重新复兴起来，其中以霹雳独中复兴运动为代表。但这波的运动复兴，背后的深层因素却不只是文化，反而是政治经济压力的体现，反映了五一三事件和新经济政策之后，华人政治的不满与反叛。
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，也随着华社政经压力的变化，而有所扩大。一群华资中小企业主、人权律师、知识分子加入了华教队伍，在社阵没落后，也有左翼人士投身华教工作，运动的领袖和干部都有质量上的提升。这时华教运动还形成一个共识，就是不分左中右，团结起来面对国家霸权。
这股社会力把政经压力的抗议，投射在华教运动上，是比较早期的集体动员。如果有人把当时的华教运动看成有种族色彩的沙文主义行为，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忽略了政治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。这时期，华教运动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和丰富，就是文化抗争加上政治抗议，董教总几乎成为一个没有政党名字的政党，是华人政治思潮的发动机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文化抵抗上升为政治抗争，这个社会运动的高度和广度就进一步提高，抗争的目标就不再只停留在语言和教育的平等，而升华到民主人权和政治改革。
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，华教运动经历了一段精神亢奋和充实的高峰时期，目标清楚，战略清晰，精神饱满，而且人材辈出，不断有新进人员，满天都是星星。由于“敌人”的面貌很清楚，华教运动当然也知道抗争的动机与目标。
然而，也就在此时刻，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开始出现变化，过去巫统对文化和教育上的系统性歧视，开始舒缓，包括新纪元学院也获准成立，私立大专蓬勃发展。而在经济管理上，马哈迪则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模式，略有松绑的空间，满足了部分中产阶级的追求。一时之间，有些人误认为政经压力有了变化，开始作出乐观的判断，本来清晰一致的思想逐渐受到干扰。华教领导团队在这个时候也相继换班，自然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。种种因素，造成过去已有的共识开始松动，运动的抗争色彩逐渐消退。
通常，任何社会抗争都很难会长久持续下来，除非不断获得更新。如果运动诉求得到满足，运动当然就可以结束或是消失，要是斗争久攻不下，也会因衰竭而陷入低潮。最尴尬的是，如果长期既没有突破，内部成员又陷于纷争和路线分歧，就会触发团体内部的质变(而非变质)。
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华教运动内部就产生两种变化。一方面，它变得制度化和组织化，本来是草根和同道的肝胆相照，逐渐让位给专业和精英。另一方面，就是它的社会群众基础，也变得日益老化和退化，这两方面的变化同步出现，彼此就产生了拉扯和张力。同时，华教机构也越来越讲究辈分，令青壮力量有上升的瓶颈，结果运动的语言和论述也跟着没有更新与突破。
换句话说，当华教运动走过它的抗争性和批判性高峰期之后，外在环境在变化，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出现改变，华教内部也不知不觉的发生质变，它由过去充满进步色彩和道德价值的运动，逐渐走向保守化和封建化。这个过程是缓慢的、长期累积而成的，埋下了今天精神危机的种子，2008年的华教内战就是长期内外交困下的一次总体爆发。
一个运动长期走下来，自然会有瓶颈和矛盾，但如果有良好的领导能力，不是不可以调节的。问题是，当华教运动正需要处理如何转型和重新定位的时刻，此时的领导精英竟然是一群反智与虚无的分子，使华教运动原本面临挑战的核心价值，进一步空洞化，而原本备受信仰的精神，也日形萎缩，以至出现当前的精神危机，华教整体坠入一种不知为谁而战，不知为何而战的窘境。
当前的华教精神危机最令人惊讶的是，它赤裸裸地流露出反智、虚无与毫不成熟的一面。说它反智，是指在论争和角力过程中，不只暴露出缺乏理性和负责的风度，也对事实、常识和证据，一贯地采取践踏与漠视的姿态，更不具备说理和辩论的能力，以至处处流露出粗暴、任性和野蛮的非理性立场。
至于虚无的部分，就是做甚么都可以，没有甚么是不可以破坏和牺牲的，也没有甚么价值和精神是必须维护和坚守的。为达目的，只讲求策略与权谋，一切都无所谓，结果毫无底线和界限，没有甚么是比斗争胜利来得更加重要，任何曾经被视为崇高和珍贵价值，都可以粉碎和埋葬。虚无到极点，就是庸俗，以庸俗的眼光看世界，庸俗成了最大的罪恶。
作为一个有长期光荣历史的母语教育运动，华教阵营内部目前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，内部也处于保守和封建的状态，连带丧失过去曾经引以为傲的进步批判力和道德正当性。在这种反智和虚无的气氛包围下，今日的华教运动面临空前的精神崩溃危机，而各色各样的人等，又把社会上存在已久的精神创伤，一并带到这场风波中，使局面更加难以收拾。
社会运动需要精神领袖，但是如果领袖缺乏精神，那么麻烦的不只是领袖，而是整个运动。在这场惨烈的华教内战中，人们把一部分矛头指向叶XX，可是我们不能忽略，叶XX固然是问题，但他最多只是问题的一环，甚至是那个巨大问题的代名词而已。根本的原因，应该是近十余年来华教运动累积了许多精神忧郁，没有适当的治疗，最终演变至核心价值的流失，以及组织使命的涣散，才是今日华教运动的困境所在。
26-9-2009
